Edie Ye

尽管作为世界上最缺水的城市，北京在2022年仍然使用了4900万加仑的水来制造人造雪。 2022年2月16日星期三| Isabella Boneham | 原文链接：https://www.nationalworld.com/news/environment/winter-olympics-the-damaging-impact-of-fake-snow-on-the-environment-3569222 北京在今年创造了历史，成为第一个几乎完全依靠人造雪的冬奥会主办方-随着全球变暖，这一发展可能成为常态。 尽管中国的首都是世界上最缺水的城市之一，但为2022年冬奥会制作人造雪，已经使用了将近4900万加仑的水。 随着人造雪成为全球大多数滑雪场的常态，以及它在北京的应用，我们来看看如何制造人造雪，它对环境的影响以及对运动员的风险。 为什么对人造雪有更多的依赖性？ 气温升高意味着全球各地可以在自然条件下进行冰雪运动的地方越来越少。 冬奥会主办城市的2月日间温度一直在稳步上升，从1920-50年代的平均0.4°C，到60-90年代的3.1°C和21世纪的6.3°C。 这意味着主办城市可依赖的自然雪较少，并使用人造雪进行替代。 从阿尔卑斯山到比利牛斯山，从落基山脉到安第斯山脉，滑雪运动爱好者都在报告季节缩短、降雪量减少和冰川融化。 在上届索契冬奥会上，温度高达16°C。 今年，北京的滑雪场设置在2021年1月至3月期间仅记录到2厘米降雪量的地区。 人造雪是如何被制造的？ 在美国开发了人造雪的机器之前，人造雪最初是在日本的一个实验室里发明的。 这些机器包含水泵和压缩机、空气装置、管道和雪枪，并需要接通电源和水源。 为了提高其“质量”，可以在水中添加化学品或生物添加剂。 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上使用的人造雪雪中添加了杀虫剂，以使水在高温下结冰。 盐和肥料等雪地“硬化剂”也可用于改善越野滑雪赛道的质量。 为什么使用人造雪对环境有害？ 据估计，今年北京已使用了4900万加仑的水用于制造人造雪。 这让环保人士感到震惊，因为该市是世界上最缺水的城市之一。 英国“保护我们的冬天”组织的项目经理Dominic Winter说：“这对一个非常缺水的地区来说是一项很大的消耗。” 即便人造雪的使用是由可再生能源驱动的，它仍然需要大量的能源，这既昂贵，又是对水资源的巨大消耗。 需要八个水冷却塔，以及安装130个风扇驱动的造雪机。 还需要三个处于不同高度的抽水站，为大约300支造雪枪提供水源。 然而，北京的组织者回应批评说，从多余的雨水或融化的雪中收集到的地表水及现有的水库会提供足够的供应。 在去年的冬奥会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提到：它将为场馆使用可再生能源并回收水资源。 报告说：“我们将有限考虑生态和资源保护，环境友好，并为美丽的环境做出贡献。” 人造雪的化学成分也会破坏植被，因为人造雪会在融化季节在地表上停留更长时间，延缓了植物的生长。 Winter先生说：“化学或生物添加剂有时会被添加到人造雪中，就像2010年冬奥会一样，以改变其冰冻温度和质量，这很可能对当地的野生动物产生影响” “这并不是冬奥会想留下的那种传统” 人造雪的生产会增加融化季节的径流流量，并可能导致更高的洪水风险或破坏流域。 雪炮在夜间的噪音也会对当地的野生生物造成伤害。 使用人造雪的其他风险有什么？ 人工造雪创造了一个更快更硬的表面，增加了运动员受到严重伤害的可能性。 它有将近30%的冰和70%的空气，相比之下，天然雪只有接近10%的冰和90%的空气。 曾参加2002年盐湖冬奥会的英国自由式滑雪运动员Laura Donaldson说，运动员在人造雪上比赛时。受伤的风险更高。 她说：“如果自由式超级管道是由造雪机在恶劣的季节形成的，那么管道壁是坚固的垂直冰，管道的地板则是坚固的冰。” “这对运动员来说是危险的。” 超级管道是一种大型的版管道结构，用于单板滑雪和自由式滑雪等运动。 自由式滑雪和单板滑雪运动员在跳台上飞行或在离地面很高的轨道上滑行，出于安全考虑，他们更喜欢天然雪的柔软表面。 人造雪对环境的冲击 欧洲组织“保护我们的冬天”的欧洲协调员 Sören Ronge认为 人造雪是对更广泛的气候变化问题的一周适应策略，他不仅对冬奥会的未来有威胁，而且对星球也有威胁。 他说：“必须强调的是，人工造雪不是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案，而是一个适应性战略。”  “如果我们想保障冬季运动的未来，我们需要系统性的解决方案，大幅减少排放并减轻气候变化的影响。” Ronge先生补充说：“人造雪在创造过程中使用了大量的水和能源，影响了景观和当地的生态环境，可能需要添加化学品来提高冰冻温度或用于雪的结构。” […]

Roland LLOYD PARRY | 原文链接： https://factcheck.afp.com/doc.afp.com.9XA2KJ 法新社 2017-2022。版权所有。 社交媒体帖子和网络文章声称北极熊的数量正在增加，并引用其为气候变化威胁被夸大的证据。这是一种误导；科学家们表示，没有足够的数据显示北极熊数量呈上升趋势，而且气候变化对其栖息地的影响已被广泛记录。 2022 年 1 月 11 日，一篇Facebook帖子写道： “宣传气候变化的人士是邪教。他们认为捏造的真相就是真相”。这篇帖子链接到一篇声称北极熊的数量从 1950 年代的 5000 到 10000 只增加到今天高达39000只的文章。 此类说法已在社交媒体社交媒体上流传多年——这是网上传播的有关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更多不准确信息的一部分。 研究人员认为 1950 年代有 5000 只北极熊的估值来源于受人尊敬的俄罗斯生物学家 Savva Uspenski。他在引用了自己 1960 年代在苏联时期北极地区的研究的论文中给出了 5000 到 10000 只熊的范围。 此后，其他科学家否定了这一估值。 保护组织北极熊国际（Polar Bears International）的首席科学家Steven Amstrup告诉法新社，19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这些数据“并不可靠”，并指出“没有证据表明全球北极熊的数量有所增加。” Amstrup是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2021 年北极熊评估中援引的九位专家之一。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上说，北极熊的种群趋势是“未知的”。 得益于 1973 年的狩猎限制，一些种群数量有所上升，但阿尔伯塔大学的研究人员告诉气候反馈（Climate Feedback），1970 年代后期之前缺乏有真正意义的全球数据。 已有大量研究表明气候变化和海冰缩小对北极熊的影响，及对其栖息地的威胁。北极熊赖以捕食海豹的海冰融化，在包括最新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报告在内的一些资料中有所记录。 气候变化怀疑论者 1 月

由于污染威胁到生命所依赖的全球生态系统，研究呼吁限制生产和排放 Damian Carrington | 原文链接：https://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22/jan/18/chemical-pollution-has-passed-safe-limit-for-humanity-say-scientists 科学家们说，遍布地球的化学污染混合物现在威胁着人类赖以生存的全球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他们说，塑料以及包括杀虫剂、工业化合物和抗生素在内的 350,000 种合成化学品尤其受到关注。 现在从珠穆朗玛峰峰顶到最深的海洋都发现了塑料污染，而且一些有毒化学物质如多氯联苯，也是持久且广泛存在。 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化学污染已经跨越了“行星边界”。即对地球的人为改变将此行星边界推向了过去一万年的稳定环境之外。 化学污染通过破坏支撑所有生命的生物和物理过程来威胁地球系统。例如，杀虫剂消灭了许多非目标昆虫，这些昆虫对所有生态系统至关重要，因此对提供清洁的空气、水和食物也至关重要。   “自 1950 年以来，化学品的产量增加了 50 倍，预计到 2050 年将再次增长两倍，”斯德哥尔摩复原力中心 (SRC) 的博士生兼研究助理Patricia Villarrubia-Gómez 说，  “社会生产新化学品并将其释放到环境中的速度与保持在人类安全的操作空间内不一致。” SRC 副教授兼首席研究员 Sarah Cornell 博士说：“长期以来，人们都知道化学污染是一件坏事，但他们并没有在全球范围内考虑它。这项工作将化学污染，尤其是塑料污染，带入了人们如何改变地球的故事中。” 科学家们说，一些威胁已经在较大程度上得到解决，例如破坏臭氧层的 CFC 化学品及其免受有害紫外线的保护。 因为没有人类之前的基线，确定化学污染是否跨越了地球边界是复杂的。这与气候危机和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工业化前水平不同。 还有大量注册使用的大约 350,000 种化合物，其中只有一小部分经过安全评估。 因此，该研究使用了组合测量来评估情况。 其中包括迅速上升的化学品的生产速度，以及它们向环境中的释放速度，这比当局追踪或调查影响的能力要快得多。 一些众所周知的化学品的负面影响，如从化石燃料的提取到生产它们到它们泄漏到环境中。 科学家们承认，许多领域的数据有限，但证据的重要性表明存在行星边界的破坏。 “有证据表明，事情的每一步都指向错误的方向，”该团队成员、哥德堡大学的 Bethanie Carney Almroth 教授说。 “例如，塑料的总质量现在超过了所有现存哺乳动物的总质量。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迹象，表明我们已经跨越了界限。 我们遇到了麻烦，但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来扭转这种局面。” Villarrubia-Gómez 说：“转向循环经济非常重要。 这意味着改变材料和产品，以便它们可以重复使用，而不是被浪费。” 发表在《环境科学与技术》杂志上的研究表示，需要加强监管，并在未来对化学品的生产和排放设置固定上限，就像碳目标旨在结束温室气体排放一样。  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对化学品和塑料采取国际行动，包括建立一个类似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全球化学污染科学机构。 圣安德鲁斯大学的伊恩博伊德教授（未参与该研究）说：“环境中化学负担的增加是分散的和隐蔽的。 即使个别化学品的毒性效应很难检测到，但这并不意味着总体效应可能微不足道。

本数据回顾介绍了已公布的全球估值因空气污染死亡的人数，并提供背景以使其更容易理解。 2021年11月25日 | Max Roser | 原文链接: https://ourworldindata.org/data-review-air-pollution-deaths 摘要 此数据回顾的目的是介绍近期主要研究报告中公布的全球因空气污染死亡人数的估值，并提供背景，使这些估值的含义更加容易理解。 两个被最广泛引用的估计将每年七百万人的死亡归因于空气污染。但已公布的估值跨度很大。 最近的研究往往比早期的研究发现的死亡人数更高。这并不是因为全球空气污染正在恶化，而是因为最近的科学证据表明，接触污染带来的健康影响比之前人们所想的要大。 首先，我会提供空气污染问题的概述和背景。然后是这些估值和解释，并逐一进行研究。 暴露在空气污染物中会增加我们患一系列疾病的风险。这些疾病可分为三大类：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和癌症。 将这些估值视为“可避免的死亡”是合理的——如果空气污染降低到不会增加患这些致命疾病的风险的水平，那这些死亡人数就是可以避免的。 当然，死亡并不是空气污染的唯一负面后果。还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因此承受健康问题。 已公布的空气污染死亡人数估计概览 在此图表中，我绘制了空气污染造成的死亡人数的估值。 两个最广泛被引用和定期更新的空气污染死亡人数估值来自世界卫生组织（WHO）和国际健康教育协会（IHME）全球疾病负担的研究。他们最新的估值非常接近，分别估值每一年有700万和670万人因空气污染而死亡。这些死亡被归结于室内和室外污染，并且也来自于下面将要解释的——人造和自然的空气污染。 在本文的末尾，我将更加详细地讨论这些研究和每个估值所指的内容。 颗粒污染物是造成大多数空气污染死亡的原因 有许多污染物对健康有负面影响。但有一种是所有研究都关注的：颗粒物。 颗粒物通常缩写为PM，空气中不是气体的一切都是颗粒物。这些是由硫酸盐、硝酸盐、氨、氯化钠、黑炭、矿尘和水组成的非常小的颗粒，并悬浮在我们呼吸的空气中。 直径为10微米（1000万分之一米）或更小的颗粒可以直接进入人的肺部深处。但是对健康损害最大的颗粒物甚至更小。那些直径为2.5微米或更小的颗粒缩写为PM2.5，可以穿透肺部的屏障，进入人体血液系统。这些是极细的颗粒：2.5微米大约是人类头发直径的三分之一1。 所有关于空气污染对死亡率影响的研究都考虑了我们暴露在颗粒物的情况下。一些研究还考虑了地面臭氧的影响。臭氧导致的死亡人数比PM导致的死亡人数低得多，但仍然相当可观：它每年造成数十万人过早死亡。其他空气污染物在全球研究中很少被考虑进去。 空气污染造成的死亡人数估值跨度很大 正如上图所表明的那样，公布的空气污染造成的死亡人数估值跨度很大。归因于室外空气污染的死亡人数从每年300万到900万不等。此外，室内空气污染也造成了大量死亡。 这些研究公布的估值的不确定性区间也很大。 这个范围清楚的表明，对空气污染的全球影响的研究仍处于早期阶段。需要更多的科学研究来得出更确切的结果。但同样值得指出的是，所有的研究都认为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影响非常大；都认为每年都有数百万计的人因此死亡。 现在的科学家们认为，一定的污染程度带来的影响要比他们之前认为的更大 研究人员很早就知道空气污染导致了大量的过早死亡。但在过去，人们认为暴露在污染物下和健康问题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这么强。在最近的研究中，一定程度上的污染物暴露被认为会导致比早期研究中更多的死亡。污染物暴露-反应的函数斜率比以前认为的要更大。 最近的研究表明，污染物暴露-反应的函数斜度甚至更大，因此，如果未来的全球研究将更多的死亡归因于空气污染，我不会感到惊讶。正如我们将要在后面的各项研究分析中看到的那样，Heft-Neal等人（2018）所得非洲估值的污染物暴露-反应函数比全球大多数研究假设的斜度都要大。 同样，Burnett等人（2018）的研究得出结论：他们的“估值比以前的计算值大几倍，表明室外颗粒空气污染物是比以前人们认为的更严重的人口健康风险因素。”  同理，通过减少室内外的空气污染可以避免某个人的死亡。 在这种背景下，重要的是要知道，（由生活在能源贫困中的人们造成的）室内空气污染也是室外空气污染的最大来源之一。他们家中产生的污染也会造成家庭以外的污染。这意味着这些人往往同时遭受着室内和室外的高度空气污染。 截至2021年11月，这些是世界卫生组织对空气污染造成的死亡人数的最新估值。这指的是2016年的情况。 世界卫生组织的空气污染估值参考资料： 世界卫生组织出版了两份介绍最新数据的资料页： 世卫组织（2021）- 资料页：环境（室外）空气污染 世卫组织（2021）- 资料页：家庭空气污染与健康 全球疾病负担的研究：由于人为和自然来源的室内外空气污染导致670万人过早死亡 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BD）估计在2019年： 450万人因室外空气污染（PM2.5 和地面臭氧）而过早死亡。 230万人死于室内空气污染。 室内外空气污染共造成670万人死亡。 与其他大多数研究一样，这项研究没有区分空气污染的人为来源和自然来源。它涵盖了两者。 以下为GBD截至2021年11月对空气污染死亡人数的最新估值。这指的是2019年死亡率。 关于IHME空气污染的估值参考： 欲看关于数字的更多细节，请参阅《全球空气状况报告》。这是由健康影响研究所（Health Effects Institute）和IHME联合编制的年度报告。 Lelieveld等人（2019）在PNAS上发表的文章：550万人因人为来源的室内外空气污染而过早死亡；360万人因燃烧化石燃料而过早死亡。

Faustine Delasalle, Anthony Robert Hobley | 原文链接：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1/07/the-real-economy-is-not-a-sideshow-in-the-global-decarbonisation-effort/ 重工业和长途运输占温室气体排放的30%。图片：来自Unsplash的Chris LeBoutillier  实体经济需要成为气候行动的中心，较难削弱的部分则成为避免气候变化带来的最严重影响的关键。 这意味着在行业层面上创建净零排放倡议，将最有气候雄心的公司聚集在一起制定净零排放转型战略。 这种部门倡议和产业平台为《巴黎协议》所致力的国家方针提供了重要补充，但并非其替代品。 曾经的环保运动格言之一是 “全球化思考，本土化行动”。鼓励个人和组织就近采取行动有很多好处。但当涉及到解决碳密集型产业所带来的气候影响时，仅靠零散的地方行动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不分国界，并在整个产业部门创造系统性的变化。 重工业和长途运输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30%，并经常被称为 “更难被削弱”的部门，因为与许多其他经济活动相比，它们不能简单地通过改用可再生能源来实现电气化和去碳化。 然而，这些部门是避免气候变化带来最严重影响的关键。如果能证明我们可以使这些部门脱碳，我们就可以使全球经济脱碳。 全球经济中的气候行动 我们生活在全球经济体系中，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资本是流动的，巨型跨国公司也是如此，它们可以根据需求、竞争和监管变化在各大洲之间切换生产。气候变化也是一个全球问题，也需要一个全球解决方案。 但是，通过《京都议定书》建立一个自上而下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尝试并没有成功。相反，它被《巴黎协定》所取代，该协定建立在一个自下而上的系统上，由政府自愿提出国家的排放目标。这一架构促进了国家气候承诺的增加，包括最近国家净零目标的大幅增加。 然而，《巴黎协定》的一个缺点是，它将气候义务与国家边界捆绑在一起。然而气候变化是无国界的，经济也不能被这些边界密封。当我们揭开国家经济的面纱，就会发现工业部门越过了国界，面临着国际竞争。它们共享全球供应链和市场，由国际投资者提供资金，并引导着许多国家法规。 给这些部门脱碳使各国政府陷入两难的境地：激进地实施国家脱碳计划，就有碳密集型企业逃至不尽职管理的司法管辖区的风险；行动过于缓慢，则有可能将整个部门锁定在高碳基础设施中，并有破坏气候稳定的危险。 答案就在价值链合作中 我们可以看到，答案就在于在产业部门层面创建净零排放倡议，将世界各地最有气候雄心的公司聚集在一起，制定全球净零排放部门转型战略，并通过价值链合作降低低碳投资的风险。 由Mission Possible Partnership在七个较难削减的部门建立的净零排放行业平台倡议，将世界各地的行业领袖、他们的供应商、他们的客户和他们的投资方聚集在一起，并确定到本世纪中叶实现净零排放的路径；精准确认包括技术发展、投资、需求信号、政府干预在内的行动需要在何时完成才能实现这一路径；并共同致力于这些行动。 他们将每个部门中雄心勃勃的参与者联合起来，这些人能认识到解决排放问题的迫切性，迅速实现向净零经济转型所带来的中期竞争优势，以及价值链合作的重要性，为低碳投资创造一个更为有利的环境。 这些平台旨在通过分担（包括政府）将突破性技术推向市场的前期成本，以及通过降低第一波商业规模投资的风险来加速各部门的进展。这需要以高价创造对零碳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为碳密集型产业提供较低成本低碳能源的获取方式，通过混合融资模式降低融资风险，并通过监管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例如，明日晴空联盟（Clean Skies for Tomorrow）正在努力解决“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即在缺乏公平竞争环境的情况下（尤其是在新冠疫情加剧的低利润背景下），航空公司无法吸收目前可持续航空燃料（SAF）的溢价，而生产SAF的成本只有在大规模生产时才会下降。 该联盟正在整个价值链上开展工作，同时建立自愿机制，通过与企业航空旅客分担成本来推动SAF的需求，鼓励各国政府制定区域混合授权，以进一步增加需求，同时在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层面寻求共识，以确保全球公平竞争和公正转型，并通过联合公共支持和创新融资机制使对SAF工厂的投资更具吸引力。 将航空公司、机场、燃料供应商和制造商聚集在一起，该联盟的优势是可以开发能被整个行业接受的工具，如SAF标准或SAF政策工具包，并且协调与金融机构和政府的对话，讨论他们能够和应该采取的行动。 当产业推动雄心时 这种部门倡议为《巴黎协定》所追求的国家方针提供了重要补充。事实上，雄心勃勃的产业和金融承诺可以解放有雄心的国家以及多方承诺。最具雄心的产业领导者们联合起来，可以向政策制定者提供一个明确而响亮的信息，说明要实现净零工业在法规、公共财政和国际合作方面的具体需求，并随时准备与独立政府和政府联盟交流，讨论如何最好地实施这些政策框架。 同时，这些公司还将通过开发合作试点、示范和最终的商业规模项目，展示在推进能启动和加快该其行业减排所需的价值链转型方面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政府将能够指出经济上可行的绿色供应链的现实证据。这将削弱那些在其行业中气候雄心较小的参与者为雄心较小的目标辩护的能力，并且随着先行者的科技和市场优势变得明显而形成一场力争上游的竞争。 准确地说，行业平台和部门去碳化路径并不能替代《巴黎协定》的国家层面方针。它是对该方法所做出的必要补充，可以帮助在国家层面开启更大的气候雄心（在《巴黎协定》的国家自主承诺（NDC）和世纪中期战略中有体现），并在需要时启动政府间协议，以解决由国际海事组织的航运领域，国际民航组织（ICAO）的航空领域，以及在钢铁或化学品等目前不受国际组织管理的部门所带来的碳泄露风险。 如果不认识到现代经济的全球化性质，不利用系统层面的思维，通过创新和基于科学的公私合作关系在部门层面开展工作，使产业去碳化的速度和规模达到将全球变暖限制在1.5摄氏度所需的水平，那么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将非常困难，也许根本不能实现。实体经济需要成为气候行动的中心。 如要获得更多关于我们如何推动这种系统变化的信息，请观看我们与COP26气候行动高级倡导者 Nigel Topping 的联合视频：这些都是我们实现净零排放世界所需的突破。

2021年12月13日 | Jonathan Amos | 原文链接: https://www.bbc.com/news/science-environment-59644494 科学家发出警告，南极最大的冰川之一可能会在未来 五到十年内发生巨大变化。 他们说，到目前为止一直相对稳定的思韦茨冰川前方的一个漂浮部分可能会“像汽车挡风玻璃一样粉碎”。 由于其融化速度，美国和英国的研究人员目前正在思韦茨进行集中的研究。 它已经每年向海洋倾倒 500 亿吨冰。 这对当今全球海平面的影响有限，但冰川流域上游有足够的冰，如果全部融化，可使海平面升高 65 厘米。 这样的“末日”情景在好几个世纪内都不太可能发生，但研究团队表示，思韦茨现在正对变暖的世界做出十分迅速的回应。 国际思韦茨冰川合作组织 (ITGC) 的美国首席协调员、冰川学家Ted Scambos教授说：“可能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冰川前端就将发生巨大变化。已发表和未发表的研究都指向这个方向。” 他告诉BBC新闻：“这将加快（思韦茨的）步伐，并实际扩大冰川的危险部分。” 思韦茨是一个庞然大物，它跟大不列颠岛或佛罗里达州差不多大。在过去的 30 年里，它的外流速度翻了一倍。 ITGC 已经确定了这是如何发生的。起因是温暖的海水流到思韦茨浮动的前端（冰架）底部并融化冰架。 暖水使这些冰变薄变脆弱，使水流得更快，并将主要冰川体变得有浮力的区域向后推。 目前，东部冰架的前缘被近海水下脊固定，这意味着其流速是没有这种限制的西部冰架的三分之一。 但 ITGC 团队表示，东部冰架很可能在未来几年内与海脊脱钩，这将破坏它的稳定性。即使这种连结一直存在，冰架裂缝的持续发展仍几乎可以肯定会破坏该区域。 来自俄勒冈州立大学的Erin Pettit博士解释说：“我把它想象成类似于有几道裂痕的车窗，这些裂缝正在慢慢延伸，突然你开着车越经过一个颠簸，整片玻璃就开始向各个方向破裂。” 从整个冰川的角度考虑，受影响的区域非常小，但真正重要的是这种状态的转变，以及这对进一步的冰层流失意味着什么。 目前东部冰架宽度约40千米，每年向前移动约600米。即将到来的状态变化可能会导致这些冰的移动速度跃升至每年约 2 千米——与目前80 千米宽的西部冰架记录的速度相同。 为期五年的ITGC项目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英国自然环境研究委员会共同出资，该项目正在对思韦茨进行前所未有的细致观察。 每个南极的夏季，科学家团队都以各种可能的方式研究冰川的行为：通过卫星，在冰面上，以及登船从正前方观察思韦茨。 这些团队现在已经在途中，准备迎来新的一季，一些人员正在进行被调度到实地前的新冠隔离。 新年的其中一个项目是让名为“Boaty McBoatface”的黄色圆身潜水艇潜到思韦茨的浮冰下方，收集水温、水流方向和湍流的数据，这些都是影响融化的因素。 这个自主水下航行器将执行时长一到四天的任务，在冰架下方的空腔中自主导航。这是一项高风险的任务，因为海底地形极其崎岖。 来自英国国家海洋学中心的Alex Phillips博士承认道：“这很可怕。我们可能无法回收Boaty 。” “在过去一年里，我们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来研发车辆的防撞系统，以确保它不会撞到海床。我们也有应急措施，如果它真的遇到麻烦，可以原路返回，并撤退到安全地带。” 本周在新奥尔良举行的美国地球物理联盟秋季会议上将展示有关思韦茨冰川的最新科学成果。

2021年12月16日 | Linnea Harris | 原文链接：https://cn.weforum.org/agenda/2021/12/2021-nian-fa-sheng-de-5-jian-di-qiu-you-hao-de-shi/ 蝴蝶数量的上升是2021年发生的一系列积极环境变化之一。图片来源：Gary Bendig/Unsplash 2021年，地球上发生了很多环境友好的事，从环境权利修正案通过到蝴蝶数量增加； 今年对环境保护的支持明显得到提升，植物基饮食和保护自然的文化得到更多认可； 纽约州将享有清洁空气和水的权利写入了宪法。 情况并不总是很糟糕。以下是今年的一些好消息。 纽约通过了环境权利修正案 11月，纽约人投票决定在纽约州宪法的权利法案中增加一条规定，即“每个人都有权利享受清洁的空气和水，以及健康的环境”。这项修正案的通过标志着纽约加入了夏威夷、伊利诺伊州、马萨诸塞州、蒙大拿州、宾夕法尼亚州和罗得岛州的行列，这些州都颁布了类似的环境保护的宪法规定。 在所有选票中，这项措施得到了压倒性的支持；近70%的选民在提案2中投出“赞成”的票，支持通过该选票措施。支持该修正案的纽约环境倡导者说，将这些环境权利纳入宪法将“提供与我们对言论自由、宗教自由、正当程序和财产权利相同的基本保护”，并彰显出环境健康具有同等重要性。 有了这一新的健康环境权，当这些权利受到威胁时，公民就有了反击的工具，而且政府在做决策时必须考虑到人类和环境健康。一些能源专家表示，该修正案还可能阻止开发商在该州开展化石燃料项目，并为针对污染者的诉讼提供支撑。 帝王蝶的数量正在回升 在去年创下历史新低之后，西部帝王蝶的数量正在回升。 这些具有标志性的橙黑交杂的昆虫每年都要迁移数千英里。这些蝴蝶从8月开始迁徙，在11月到达它们的越冬地，并在那里一直待到3月。东部帝王蝶——那些夏季繁殖地在落基山脉以东的蝴蝶——在墨西哥越冬，而西部帝王蝶（落基山脉以西）则在加利福尼亚海岸的避风林中越冬。一代又一代的蝴蝶经常迁徙至同一个避风林，甚至是同一棵树上。 去年，Xerces无脊椎动物保护协会记录到的加州蝴蝶数量不到2000只：与前几年的数万只记录量相比，这是一个巨大的落差，与1980年代在那里越冬的数百万只蝴蝶相比，去年记录的数量则下降了99%。从那时起，帝王蝶的迁徙路线已经被无序的住房和开发、商业农业中越来越多杀虫剂和除草剂的使用，以及它们所依赖的乳草被除掉这些因素所破坏。气候变化也是导致它们数量减少的一个因素。它们的迁徙是与季节变化和春暖花开同步进行的，但极端的、波动的温度打破了这些自然节奏。加利福尼亚州的帝王蝶被认为是生态系统健康的一个指标，而它们的消失表明气候变化和栖息地的破坏正在带来负面环境影响。没有任何州或联邦的法律保护这些蝴蝶，而西部帝王蝶计数（Western Monarch Count）发现帝王蝶在20年内遭受的准灭绝风险为72%。 然而，今年10月20日，在皮斯莫州立海滩帝王蝶林和附近的一个地点，帝王蝶总计数大约为8000只，而其去年的计数仅为300只。帝王蝶计数持续三周，但据非官方估计，今年到达加州越冬地点的蝴蝶数量约为5万只。虽然这只占5年前飞入这里蝴蝶数量的25%，但这些数字的上升仍鼓舞了保护主义者。 恢复对三块公共土地的保护 10月，拜登总统发布公告，恢复对三个国家纪念地的保护。熊耳和犹他州的大阶梯-埃斯卡兰特，以及新英格兰海岸的东北峡谷和海山。 这扭转了2017年时任总统特朗普在美国历史上对联邦土地保护采取的最大倒行逆施，他试图将熊耳山的土地削减85%，将大阶梯-埃斯卡兰特的土地削减50%，即200万英亩土地。特朗普试图通过这一举措放松对工业的监管，并把受保护的土地开放给采矿、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伐木、越野车使用、可能的开发和其他商业活动。一些原住民和环保组织对这一决定表示谴责，并指出这将置这片土地上的10万个考古遗址于危险之中。熊耳的土地对美国本土部落来说是神圣的，而大阶梯-艾斯卡兰特则充满丰富的古生物资源，这些资源将因此受到威胁。在这项公告发布后，几个美国原住民部落立即提起了诉讼，其中包括纳瓦霍族。 2020年，特朗普还撤销了对东北峡谷和海山国家纪念地的保护，相当于为商业捕鱼开放了海洋生态系统。国家纪念碑占大西洋5000平方英里的面积——包括三个水下峡谷，每个峡谷都深于大峡谷——这里是1000种珊瑚、鱼类、海龟、鲨鱼、鲸鱼和海鸟的家园。它是大西洋上第一个被设的也是唯一一个国家纪念地，保护着那些对科学调查和国家遗产有重要意义的海洋生态系统和物种，使其免受工业捕捞的影响。 国家纪念地类似于国家公园，国家公园由国会创建，而国家纪念地则由总统通过《古物法》创建，并受法律保护，免受开发。许多团体仍然坚持认为，特朗普总统的这些撤销保护的行为是非法的。 这些纪念地对原住民文化、生物多样性、户外娱乐和所在地区的经济稳定都非常重要，对于环境和原住民社区来说，拜登恢复这些纪念地原来的边界是一个巨大胜利。 化石燃料撤资运动的发展 从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行业中撤资的运动今年势头增大。 在所有行业都可见撤资行动。DivestInvest 10月的一份报告发现，手握39.2万亿美元资产的1500家投资机构已经承诺从化石燃料行业撤资。 福特和麦克阿瑟基金会——慈善事业中最响亮的两个名号——今年承诺从化石燃料行业中撤资。这两个团体紧随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脚步，该基金会去年承诺撤销其50亿美元的捐赠资金。慈善部门的估价约为1万亿美元，这些大型组织的声明可能代表了一个转折点，鼓励其他团体跟随它们的脚步。 宗教组织也在采取行动。在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前一周，72个信仰性机构宣布脱离化石燃料，这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宗教团体联合撤资。同样在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20多个国家和金融机构同意停止资助海外的化石燃料开发，转而资助清洁能源（尽管这些国家仍然能够资助国内的化石燃料开发项目）。 学生活动人士团体长期以来一直在推动高校撤资，今年，芝加哥洛约拉大学、达特茅斯学院、伊利诺伊大学、波士顿大学和哈佛大学——一些美国最有钱的大学——已经宣布计划撤资。 荷兰的APB——欧洲最大的养老基金——宣布计划撤资150亿欧元，纽约市的养老基金则宣布撤资40亿美元。缅因州也将要求公共基金在2026年前出售其化石燃料投资：这是第一个这样做的州。 在主要投资者开始撤资的同时，化石燃料破产的数量也在增加：仅去年在美国就有100家。撤资运动也与可再生能源项目的资金增长相伴而行，这发出了这样一个讯号：化石燃料不是可靠的金融投资，而撤资却可以是。事实上，BlackRock公司发现，撤资对其业绩并没有产生负面影响。 越来越多的人转向以素食为主的饮食 工业化畜牧业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14.5%，但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选择改变他们的饮食。 Ipsos Retail Performance在2020年进行的一项零售流量数据研究发现，现在有超过970万的美国人在坚持以素食为主的饮食，而2004年这样做的只有29万人。这意味着在短短15年内增加了940万人! 据估计，约有3%的美国人——即1000万人——是纯素主义者或素食者。这个数字本身没有什么变化，这表明人们没有给自己贴上纯素主义者或素食者的标签，但仍享受更多蔬食，坚持素食为主的饮食。 新冠肺炎疫情无疑对消费者的习惯产生了影响，包括采购食品和食品选择。在英国，近五分之一的人（或18%的人）自我报告说，与前疫情时期相比，他们吃的肉更少了，而且相似比例的人表示，即使在疫情过后，他们仍然会保持完全的素食。而且，根据食品工业协会的年度报告，在2019年和2021年之间，认定为“肉食者”的消费者比例从85%下降到l171%。 人们对植物性肉类和乳制品替代品也越来越感兴趣。植物性食品行业估价约为70亿美元，预计到2030年，其估价将超过1620亿美元。大多数美国家庭在疫情期间购买了植物性食品——主要是牛奶替代品，如燕麦或杏仁奶，以及肉类替代品，如Impossible meat（人造肉品牌）和小麦面筋。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每4个美国人中就有1个说其摄入的植物性蛋白质比2020年春天更多。少吃肉带来的健康益处很可能推动了这股热潮；植物性饮食可能降低患心脏病、糖尿病、癌症甚至重症新冠肺炎的风险。 一些主要的快餐连锁店正在加入这一趋势，并广泛提供无肉食品选择。熊猫快餐（Panda Express）今年在几个地方推出了他们的Beyond Meat陈皮鸡，在两周内就卖光了。Chipotle正推出他们新的植物性香肠，肯德基也已经宣布了他们的植物性鸡块计划。高级餐厅也在大踏步地开展无肉运动，包括哥本哈根著名的Geranium（今年被评为世界第二好的餐厅）和纽约市著名的Eleven Madison Park餐厅。